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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家庭的粮食变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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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家庭的粮食变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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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□八月天

    一

    1979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30岁,我13岁。

    就在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,我们生产队按每人二分给社员们分了“自留地”。我家五口人,分到了一亩地。

    至今我还记得,地里的玉米已经长到了一人高,叶子的颜色有些发黄——现在想来,那是“营养不良”的结果。地里的玉米还归生产队,收完之后,接下来的耕种就由各家各户做主了。

    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“春风”——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推行开来。

    刚升上初二的我,不会细想“分地”的意义,但我确实也想了很多,父亲上班,自己和二弟、妹妹都在上学,三弟才三岁,母亲一个人怎么种地,会不会让我退学啊……

    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。最初的耕种确实存在不小的困难,人力、技术、农具等都是问题。自留地第一次种麦子,除了生产队,农户还没有牲口,犁地都没办法,只能用铁锨掘。母亲一个人要把一亩地掘完,那可是个很大的工程。幸好做教师的父亲刚好调到家门口的联中,便“谋私”了一次,趁一个周六下午不上课,把他一个班的四五十名学生召集到自留地劳动。初二的学生,也就十三四岁,掘地这活也从来没干过,质量就不用说了。但总算把程序走完了,家里的土肥、专门买的100斤化肥,都埋在了地里。

    “扶耧”耩麦子是一项技术活,生产队有为数不多的“扶耧”把式。我父亲、三叔体力都很好,但不会“扶耧”,担心把托人换的小麦种子耩稀了或者稠了,影响产量,便请人帮忙——耩完地,好菜好酒招待一顿。

    大家对自留地的耕种都很上心。最好的农家肥都做了底肥,大部分农户每亩地底肥还加了100斤碳酸氢铵。长期贫瘠的土地,“吃”到了足够的养料。

    这一年,各家各户的小麦长势都比生产队的好,产量创下了历史记录:亩产平均四五百斤,我们家的500余斤。仅自留地的小麦,已经超出了往年生产队分的数量。

    接下来的两三年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,我们那里结束了多年缺粮的历史。

    二

    回忆起缺粮年代,心绪难平。

    那时,家里的早晚饭几乎常年不变:红薯糊涂(我们家乡把玉米糁粥称作糊涂),偶然会把糊涂里的红薯变成胡萝卜。午饭比较杂乱,或是熬菜(白水煮冬瓜、白菜等)配窝头、红薯,或是浓稠的咸糊涂(糊涂里加盐和干萝卜缨、干芥菜缨、干油菜缨、红薯叶、野菜等菜),或是红薯干面饸饹,偶然也吃一顿汤面叶或汤面条。很多时候,早晚的红薯糊涂,红薯很多,糊涂却很稀。因为每年分的玉米有限。

    上小学三年级时,我曾跟外村一个兄弟姐妹七个的同学去他家里玩,晚饭是红薯干面窝头加红薯干糊涂,菜是腌白菜疙瘩和白萝卜条。同学的哥哥已经十七八岁,他狠狠地咬了一口红薯干窝头,再啃一口白菜疙瘩,边夸张地咀嚼着边说,啥时候能饱吃一顿好卷,死也值了。“好卷”,即白面馍,就是长方形的馒头。

    至今,每每与那位同学见面,说起那时候的生活,他还会禁不住伤感。

    我对吃也有自己的“理想”:常年“一块面”(豫北对全年一日三餐以白面为主的说法),天天能饱吃“好卷”。当然,关于吃那时候我还有更多的愿望,比如炸面坨,比如肉,比如苹果等水果,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可以“饱吃”呢?

    同学哥哥“饱吃‘好卷’”的愿望,三年后便得以实现,而且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,“好卷”天天都能饱吃了。

    1980年麦收后,同学母亲把一筐暄和的“好卷”端到孩子们面前的时候,同学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疯抢一般,每人两手都抓了不止一个“好卷”。母亲高兴地说,别抢别抢,多着呢,以后咱一天三顿都吃“好卷”。

    孩子们这才把多拿的馒头放回筐里。同学最小的弟弟八岁,他早已把嘴塞满,咀嚼都困难了,好不容易咽下去,又被噎得把脖子伸了好几次。吃完两个馒头,小弟一手拿着一个“好卷”,一手拍打着,嘴里喊着:我叫你跑!我叫你跑……

    同学母亲高兴的情绪被小儿子的举动弄得有些心酸,她哽咽着对小儿子说:乖乖,“好卷”再也不会跑了,它天天都在咱家馍篮子里。

    三

    如今,红薯已经成为公认的健康食品,颇受人们喜爱。

    但红薯也有明显的缺点:因为含糖量较高,加之含有氧化酶和粗纤维,摄入后会在体内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气体,容易导致胃泛酸,引起腹胀、烧心等不适。最关键的是,红薯不宜多吃。

    曾经,红薯主宰农村饭碗数十年,很多人提起红薯胃就泛酸。中原曾有民谣如是:红薯饭,红薯馍,离了红薯不能活。农村老百姓老少皆以红薯为主食,天天吃、顿顿吃、变着法子吃,一日三餐全是红薯食品,生红薯、熟红薯、红薯干、红薯干面制品。吃了红薯及红薯制品的大人、孩子,都有放不完的屁,经常有人在公共场所发生“意外放屁”,引得人们哄堂大笑。

    红薯也是孩子们的“美食”。半大孩经常在烧锅的时候,把生红薯填进灶中,等做好饭了,红薯也烧熟了。有心的孩子每年还会挑一些小的红薯块,煮熟后切成薄片晒干,用塑料袋装起来保存,作为冬季的零食。

    红薯干的吃法,主要有三种:一是直接吃,把红薯干丢到糊涂里或水煮;二是红薯干窝窝头;三是做饸饹。

    水煮红薯干或是丢锅,还隐约有点红薯的味道,但口感、甜度都大打折扣,尤其容易引起胃泛酸。如果连续吃上三顿水煮红薯干,胃肯定受不了。

    红薯干面是白的,做出来的窝头,却是黑漆漆的,油光发亮。大概是纯红薯干面无法发酵,家家户户的红薯干面窝头都是“死面”的,很瓷实,豫北乡村把它叫做“塑料馍”。刚出锅时候,吃起来稍发黏,又有点筋道,甜腻腻的,不算特别难吃。“塑料馍”一旦凉下来,就变得坚硬无比,再加热也恢复不到原样,口感更差。

    做饸饹,应该是红薯干面窝头的“延伸”,乡亲们称为压饸饹,工具是饸饹床。把刚出锅的红薯干面窝头,塞进“饸饹床”的圆槽,然后把压杆上的木塞对准圆槽,用力下压,黑饸饹便从钢板的细眼中挤出来。饸饹冒着热气,整个厨屋弥漫着甜腻的味道。

    因为红薯干没有红薯好吃,所以人们尽可能地把新鲜的红薯下到地窨里,一般能保存到麦收前后。而制成红薯干,只要不受潮生虫,则可以保存很长时间。

    红薯之外,胡萝卜也是那时候农家吃得很多的食物——它很少做菜,经常被煮熟、丢锅充当主食。我对胡萝卜的讨厌程度,可以用深恶痛绝来形容。有一次,母亲把胡萝卜切成圆轱辘丢到糊涂里,我端起碗一闻到胡萝卜的甜腻腻的味道,眼泪就下来了。我不光吃不下去胡萝卜,连它的味道都受不了。

    四

    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全面实施之后,我们家分到了6亩多耕地。为了解决牲口、农具、劳力等问题,各户又自愿组成小组,协作耕种。我家与我三叔家、另外一个外姓户组成了一个小组,每家买了一头驴、一辆平车和桑杈、木锨、落筢等打场工具,共同置办了一套犁、耙、耧等农具。农忙时候,学校放假,父亲和我、二弟、妹妹也都能参加生产劳动。

    我最初担心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。当然我也没有退学,1981年顺利考上了高中。第一学期,上学会捎白面、玉米面两掺馍,时不时还需要在城市的伯父、姑姑和四叔接济一些粮票。

    1982年麦收之后,我们家的粮食再也没有短缺过,我上学捎的也全部是白馍了,真正实现了全年“一块面”的梦想。吃的东西也开始丰富起来,烧饼、油条、壮馍及各种肉类、水果等,成为普通农家可以吃得起、买得到的食物。

    改革开放除了给农村带来了粮食丰收,也为整个社会注入了活力,衣食住行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1991年,按照国家政策,父亲得到了两个子女“农转非”的指标。“农转非”,即农村户口转为“非农户口”,就是“定量户”。这时候,随着粮食市场的放开,“粮本”基本失去了实质作用,“定量户”在粮油供应方面的优越性也不存在了。

    我妹和三弟办了“农转非”,责任田被收回,但他们拥有了招工、参军复员安排工作等机会。后来他们都留在了县城工作、生活,彻底离开了土地。

    不久,我与妻子、儿子也按政策办理了“农转非”。因为渴望跳出“农门”,我们很高兴地把责任田交回了村里。转户口的时候,我们虽然也发了粮本,但一次也没用过。1993年,国家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,粮食政策放开,所有的粮油食品,可以说应有尽有,随时随地都能买得到,粮本成为历史。

    如今,我二弟一家还在村里,耕种了6亩多责任田,除了种粮收入外,每亩地国家还给予一定的补贴款。这还不算,国家还投入资金,不让农民拿一分钱,改造农田灌溉管道和电路,提供了充足、便捷的电力、水利保障——中国现代农民,真正开始享受国家的福利了。

    耕种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改变,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不久,传统的犁、耙、耧等农具开始更新换代。牲口也逐渐被淘汰,取而代之的是拖拉机,开始是手扶拖拉机,后来变成四轮拖拉机,犁地、耙地、播种、打场,样样都比牲口又快又好。尤其是大型联合收割机的普遍推广,曾经像打仗一样紧张、繁重的麦收,变得轻松快捷,麦收时间由一二十天变成了一两天。秋收农具也有了大的进步,玉米收获机、秸秆还田机等大型机械的应用,也把长达月余的秋收秋种缩短为十天左右。人们的劳动强度得以缓解,繁重的农活变得轻松,更多的劳力从耕作中被解放出来,开始外出打工,农民有了更多的收入途径。

    二弟一家每年光小麦就能收五六千斤。但他家里并不存粮,比如小麦,大型联合收割机收完之后,直接被粮食收购者收走,在地头就把粮食变成了现金。

    前一段时间回故乡,在县城的早餐摊上,尝到了一种油条的新吃法:刚出锅的油条,卷上新鲜的豆油皮。油条的绵香暄和,加上豆油皮的筋道、豆香,妙不可言的独特风味就出来了。我不禁感叹,现代人在吃上真是有创意!

    如今的乡村,无论是集镇还是村里,遍布了大大小小的超市,粮油、米面、蔬菜、肉蛋、水果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,农民们早已改变了原来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习惯,也像城市人一样去市场上购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