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4版:中原风 上一版  下一版  
话说李天岑的“新白话小说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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腊月(外一首)

艺谭
话说李天岑的“新白话小说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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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□梁 鸿

  世俗与民间

  读李天岑的《人精》、《人道》、《人伦》(简称“劝诫”三部曲),感觉作品接续了“白话小说”的传统,以“方言俚语”行文,娱心劝善、讽喻世情、教化民众。虽是“俗文”,但却让我们看到了民间生活的复杂性和“地方性”。也是在此意义上,笔者把它命名为“新白话小说”。

  “劝诫”三部曲以中国世情和民间逻辑描述中国生活,是当代农村生活的风俗画。这一风俗画包括两部分: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乡村和政治结构模式的乡村。农村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形态和文化形态,里面包含着一整套中国民间的道德秩序、行为方式和人情世故,它没有市井生活物质的享乐和温软的一面,但是却多了大地的广阔、复杂和多样性。“因果报应”、“知足常乐”、“中庸之道”、“天道秩序”等等,作为一种精神观念和道德观念约束着他们的生活,同时也是他们产生悲欢离合的主要原因。它是民生,也是民情。

  《人精》描述了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生活变迁,“传统”在小说中不只是跳出的某种抽象的道理,而是具体的事件和性格。赖四最后的醒悟,他对妻子的忏悔、对乡亲的回馈及创造新生活的愿望并非是他吸纳了现代的人文精神,而恰恰是他回到了中国最基本的道德:行善和节制。在《人伦》中,米兰兰和田捍卫,这两个因为家族之事而在官场成为对头的人,在迷惑、迷失和痛苦之时(也是道德与欲望冲突之时),会不约而同地去找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张五爷。张五爷是传统伦理观念和民间神秘文化的代言人,通达、智慧、善良,他告诉他们,人要学会“退让”,不要“欺人”,“欺人是祸,饶人是福。天眼昭昭,报应甚速。谛听吾言,神钦鬼伏。”这些话今天听来有点落后,但是它们却能够为人性赢得那温暖而有益的一片开阔地。

  在李天岑的小说中,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现代精神之间有很大的共通性,一直被启蒙等各种现代性话语压抑的“地方性”、“本土性”、“传统道德”等概念充分展示了它们内在的生命力和活力。无可否认,中国的民间生活正在失去自己的地方性,许多道德观念都被作为“落后的”和“腐朽的”而被抛弃掉,“地方性”所具有的负性的层面都被不断放大直至失去它应有的价值,而那些被捡拾起来的也多以碎片的方式存在,无法统合民族生活。文学的任务不是加入这一“全球化”的批判和抛弃之中,而是重新“招魂”,让地上的生活重新活起来。

  劝诫与宽恕

  从《人精》的“劝善”、《人道》的“劝道”到《人伦》的“劝心”,李天岑希望通过他的写作“教人在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如何‘立身’”,让那些沉迷在商场、官场的人从欲望、贪婪和权力中拔脱出来,保持良心的清白。作家刘震云称《人伦》为“醒世书”,批评家雷达认为李天岑的笔法有“劝谕讽喻意味”,阎纲则从中找到了鲁迅所言“谴责小说”和“讽刺小说”的影子。其实,“劝诫”的功能和价值不在于它批判得有多深,而在于它对人性的弱点和丑恶的宽宥,这是“劝诫”最重要的思维起源,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对传统道德的自我净化功能所具有的信心。

  “劝诫”三部曲集中描述了当代社会中身处商场和官场的人。在这两个“场”里,人性特别容易迷失。在《人精》中,作者展示了他对世情非常通透的理解,对人的缺点不是决绝的否定和放弃,而是给予充分的理解。有宽恕,有讽刺,也有悲悯。所以,《人精》有“活”气,充满生活气息和“人”的气息,作者的宽容及宽阔的理解力使得小说诙谐、幽默,草根生活的丰富性、多样性及坚韧性被充分地体现出来。

  随后出版的《人道》,作者把触角深入到他最熟悉的官场。《人道》对官场的基调虽是批判的、揭露的,但作家是在对生活本身的体验、把握与反思之后去写作的。在作者充分理解的视角下,写出了冉登高、路安韬、郗大康这样一批有血有肉的“官场”人物,写出了杨晓静这样的竭力在官位上做出有益于人民的事情的官员。

  2012年出版的《人伦》显示了李天岑在创作上更大的雄心。有了《人伦》,李天岑就成为一个可以在文学史找到自己位置和独特形象的作家。这部“劝心”之作写的是一个村庄两个家族的较量,以“事”写人,其中涉及地方政府、基层官员、小公务员、普通百姓、乡村知识分子等各个层面的生活,将情、法、理融为一体,全景式地描述了当代中国生活,尤其是描述了乡村生活的样态和基层政治生活的复杂性。

  李天岑的小说虽然多与官场相关,但作者意在写人,写人性在其中的挣扎和变异,写人与自身欲望、利益,与社会环境之间艰难的博弈。身为女镇长,米兰兰为奶奶的死而愤怒,也想着报仇,却又不得不为保官位而放弃抗争,放弃孝道。田捍卫身为省某厅处长,掌握权力,因怕父亲伤心,不得不利用职权去替做错事情的弟弟摆平关系。田捍卫各种手段用尽,但心里却时时惶恐。作者没有把米兰兰和田捍卫脸谱化、典型化和绝对化。在权力争斗之时,他们都会耍心眼,告状、拉拢、设圈套等等,但是一旦到了某个临界点,他们也会回到传统的序列之中,“得饶人处且饶人”。

  正因为这样一种“宽恕”和“暖意”,《人精》和《人伦》中的人性具有很强的包容性。不轻易判断,不轻易否定,生活和人的复杂性被充分展示了出来。这样活生生的人的行动,必然会是多层次的、多重向度的,小说的空间因此而宽阔,而有流动性和多义性。

  “俗”文体

  鲁迅认为白话小说是“以俚语著书,叙述故事”。在这里,他特别强调小说的“方言俗语”和“故事性”。方言俗语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噱头或某种趣味性,而是小说内部的基本语言元素,它是人物思维方式的体现,并由此形成一种独具地方色彩和民间意味的文风。

  小说《人精》的主人公是一个“人精”。“人精”是俗语。何谓“精”?“聪明,能耐到极点,成了一种精华,有些不像人了”。所以,农村有种说法,“能得成精了”。小说开篇讲道:“小时候,爷爷找先生给他看过相。那先生看了说,这娃是个人精,有天分,长大了要靠卖嘴吃饭。先生说他,粗看长个狗相,细看是个虎相,狗走遍天下吃屎,虎走遍天下吃肉……”这短短的开场白以口语进行叙事,简洁,晓白,方言、俗语、俚语混杂在一起,民间生活的诙谐风趣和文化形态很自然地被呈现出来。《人精》的语言结构很有说书人说书的意味,故事性强,情节跌宕起伏,引人入胜。

  赖四靠嘴吃饭,跟着先生学几天鼓词,就出去跑起了江湖,当了说书人。“鼓板一打响丁咚,你来演唱大家听,爱听文,爱听武,爱听奸来爱听忠。/半文半武俺会唱,酸甜苦辣腹内盛。/唱的是大宋江山归一统,四帝仁宗登龙廷。/自从四帝登龙位,全凭文武两班卿,文侃南衙包文正,忠心耿耿保大宋……”全书随处可见这样的鼓词段子,同时还有根据现实生活随时改编的鼓词:“八百里伏牛山连山,重重云雾遮住天,山峰陡峭悬崖险,吓不住人民公社众社员。”对民间艺术形式的熟悉和随手拈来的改编能力使得《人精》像民间艺术的活化石。

  方言、俗语,存留着一个生存共同体或民族共同体的生命痕迹与情感印记。作为一种几乎是原始的、被动的存在,方言必然遭受着公共世界的冲击,后者常常侵入前者并修改着前者本来的含义;但另一方面,方言也以自己的生命性、日常性与抗腐蚀性改变着公共世界的面目。

  《人道》的整体风格厚重,把整个官场的生态给写了出来,把大人物、小人物、小小人物的心理状态和行为,他们所面临的境遇,写得非常真实,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特征;同时作者在处理人物关系时,在语言的使用上很智慧、很巧妙。杨晓静与马里红一庄一谐,算命先生与先富来一神一鬼,既有辛辣的讽刺与揭露,同时流行段子、歇后语、方言的运用又使得小说充满谐趣。

  可以说,“劝诫”三部曲以纯粹“中国”的方式进入到民间生活的肌理,以民间的语言、形式,写出民间生活的喜怒哀乐,使得“白话小说”重获生机,让我们看到它的光彩和源远流长的存在。

  最新出版的《人伦》在艺术上更加圆熟丰富,更具有现代小说的技巧。我倒以为,在以后的创作中,作者不妨以一种更自觉的意识重回民间,重回“地方”。作家使用方言和立足“地方”决不单纯地是为了还原或再现某一地域或情景,而是显示自己的写作立场。如果能够依据自己生活和资源的优势,能够进一步把“方言世界”作为一个文学的“地理世界”去构造,要更“南阳”,而不是更“普通话”,那么,李天岑的小说将具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独树一帜的风格。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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